文/郑寿山
前言：“老帮子”系长沙方言，也有写成“老班子”的，缘于与普通话的不同，长沙话里的“班”和“帮”为一个发音。通常来说，“老帮子”的称谓略带敬意，泛指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的老字辈，常融合了“经验”、“技能”、“里手”（内行）的意思。
大约是八九十年代，“老口子”之称风靡开来，几乎将“老帮子”取代，其实，“老口子”除了含有与“老班子”相同或类似的意思，在某种语境下还含有不同程度的贬义（这是有史可查的）。由此，本篇的内容还是以“老帮子”的称呼来作文叙事。
二元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流动
我国实行城镇和农村两种不同的户籍管理制度，即“二元户籍制度”。它从法律意义上划分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户籍，这一做法源于新中国成立之初。
户籍制度一诞生，就带有浓重的命令经济色彩，并为之确立了一套相应完善的具体管理制度，内容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七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建政后至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间，严厉的“二元户籍政策”限制与阻断了人口流动：农村户口不能迁往城镇，小中城市不得迁往大城市；反之则不受限制。农村人口欲求跳出“龙（农）门”，只有两个办法：一是就读中专或大学，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进入企事业单位；二是参军当兵，复员或转业到地方企事业单位。
因为户口又与粮食关系紧紧绑定，这两类不仅获得城镇户口的幸运儿，又吃上梦寐以求的“国家粮”也就是“商品粮”了。所谓“国家粮”，是那个时代广大农村人口对羡慕已极的“商品粮”之称道。农村人农业户口，吃自耕粮或返销粮；城镇人城镇户口，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这个鸿沟无以逾越。
户口制度之严厉，不啻是农村户口不能迁往城镇、小城镇不能迁往中大城市，而且从农村和“小地方”，以及哪怕外地中大城市来短暂居住，例如探亲访友，也必须持有企事业工作单位或农村人民公社大队一级以上的书面证明，向辖区派出所申报“临时户口”。如果外地来的亲友到哪家仅仅住宿个一两天，只需向居委会主任告知暂住。
那年头，居委会主任、治保委员、居民小组长带着居民积极分子，深更半夜突击性地登门查户口，实为一种常规常态。目的是清查外来人员，非法入住人员特别是有否藏匿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阶级斗争是须臾不可离开的法宝。
城市富余人口大量向农村迁徙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就业岗位稀缺，城市人口大量富余，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等一系列重要指示及相对应政策引导下，城镇“知识青年”、“社会青年”以及社会待业人员、闲散人员，经一波又波的“动员”，大规模地下到农村，形成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量城市人口向农村的流动与迁徙。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8年底开始，被日后称之为“老三届”的1966、1967、1968这三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实际上1967、1968两届毕业生，系1964、1965两年进入初中或高中，1966年即停课“闹革命”），被大批下放到农村，走上“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光辉革命道路。
长沙市的一些中学的学生，更是以班级年级成建制地定点下放农村。而下放农村的学生中，绝大部分出身“剥削阶级家庭”、“非无产阶级家庭”，他们的父辈多数是资本家、伪军官、伪职员、“工商业主”……上山下乡的学生年龄大的二十岁左右，年龄小的十四五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然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离城的那天，大卡车大客车的车身上贴着大幅革命标语，乘满胸前戴着大红花的“知识青年”。他们稚嫩的脸庞上挂着泪花，很多人本能地用手捂着衣服口袋里的“户口迁移证”——那是他们不知所踪的未来和命运。
当年挂在送知青下乡专车前的那面锦旗汤武拍摄
如果说以几届毕业生（实际上未毕业）为主体的“知识青年”，他们的“上山下乡”还有着较为体面的仪式感，那么，以社会待业闲散人员为主体的人员，鉴于这类人身份关系比较复杂，也就享受不到此番厚遇了，往往是经居委会多次“动员”，把户口关系一迁，由不得你不走人了。
然而，不管是体面地或不体面地“上山下乡”，户口迁移证决定了这些人再不是长沙市居民，将要在落户的陌生乡村扎下根，成为新一代农民。“君问归期未有期”，那时，谁的心中也没敢奢望“有期”。
居委会，全称居民委员会，现在称为“居民社区委员会”，是实行居民自治、自我管理的城市基层政权组织。
改革开放前的“居委会”，可没有现今“居民社区委员会”如此规模的架构和办公场地。记得我们所属的居委会，下辖八个居民小组，两百来户人家，居委会主任是一位中年妇女，不足一米五的个头，精明强干，她家里狭小的住房就是办公室。这位主任长年累月用一根细麻绳系着居委会公章，挂在裤腰上，既有利于工作，又有利于保管。
居委会主任的权力挺大的：推荐表现良好的辍学青少年参加工作（通常是街办区办工厂）、调查核定“困难补助人员”（居民称“吃救济”）、批准“参加社会劳动”（如挑土修铁路）、同意“因病免除按户出工”（如积肥送下乡、撬麻石疏浚下水道）……尤其是从六十年代初就贯彻上面的“城市居民下放农村”多项政策，要按照上面街道办的部署，召开群众宣传动员会，要上门到居民家中，做下放对象和家庭成员的思想工作。
上山下乡任务一般都自上而下定有指标，特别是重点对象，譬如依据政策不能留在城里的无业人员、闲散人员，这就得反复做工作。有些“捂不烂”的角色，躲避动员，白天不见踪影，深更半夜回家，居委会主任就得锁定时间登门“拜访”。
当年送知青下乡车队经过五一广场时的场景媒体资料图
下乡知青艰难返城之路
城市户口和居民粮食关系是绑定在一起的，必须持有城市户口，才有购买粮食的指标。
1974年盛夏，我以病假在长沙家中休息了二十多天。从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到地质队，十余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生活，虽说待遇好，亦不乏乐趣，但我和年轻的同事们类似“清教徒”一样，未婚的是单身汉，已婚的也是单身汉，因为工作性质流动不便带配偶。
那年我已经是快三十岁的人了，趁着难得在家这么长时间，长辈们给我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妹子，家里住在文星桥，是个下放知青，正在准备申请办理“知青病退回城”手续。这个妹子的家人告诉我们，妹子患有肾盂肾炎，符合病退回城条件。
我休假期满后回到地质队，与这个妹子有过几次书信往来，可对方的病退回城一直未办成，尽管婚后我的收入能够养家糊口，若小孩出生只能随母亲落户农村户口，放到城里就是“黑人黑户”，而农村户口也不能迁入地质队，于是就“挂筒了”（长沙话当时对谈爱分手之说）。论及地质队的户口，类似于军队的户籍，迁移不受城市级别限制，但非城市户口不能迁入。
值此，我才知道了上山下乡扎根农村的“知识青年”，还有一条以“病退”改变命运的返回城市之路。知青“病退”之风始于1972年，所谓病退，就是“因病退回原籍城市”之意。政策明确规定某些重大疾病为病退理由，比如肺结核、肺痨、癌症、高血压、心脏病、肾盂肾炎、严重胃溃疡、胃穿孔等等。这是当时一项重要的知青政策，体现人道主义关怀。
病退返城通知
如此一来，对于知青，有政策就有对策，只要能回城，什么方法都一样，反正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一些知青穷尽办法，从城里开来盖着医院公章的证明，农村干部明知其中有假，但又无法对其进行质疑，只得“放行”。那个时期有一首知青民谣唱道：医院大门是通往回城的胜利路，医生是知青的大救星。
（注：这是一场知青病退回城的“大战役”。知青充分调动聪明智慧和天才想象力，同医院和医生较量，说到底是同命运作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72-1978年，全国约有一百三十万病退知青幸运地突破各级医院层层拦截，然后浩浩荡荡地返回城市。）
其实，进入70年代后，国家觉察出知青上山下乡出现的各种问题，开始允许知青以招工、顶职、病退、独生子女、父母年迈、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等各种名义返回城市。而病退则是最易于尝试与操作的办法。
伴随着改革开放，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至1980年，几乎所有的上山下乡知青陆续返回城市，重新有了失而复得的城市户口。
知青返城，乡亲们十里相送
城市人口疏散与“下放农村”的惩治
1969年3月，苏联边防军侵犯我国东北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位于我方的珍宝岛，中国进行了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形势严峻，战云密布。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关于反侵略战争准备和外交活动的基本方针。
1972年，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与此同时，从战备需要出发，为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规模侵略和突然袭击，开始对大中城市人口进行疏散。
所谓疏散，就是把大中城市中的几类人群，有计划的分期分批对口安置到农村，减轻战时的城市压力。有待疏散的几类人：阶级敌人即五类分子、二十一种人、“两劳”人员（劳改释放和解除劳教人员）；无正式职业的社会闲散人员；老弱病残人员……
由于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实施的难度很大，各地的进度不一，疏散工作一直持续到1978年以前，却没有真正启动执行。
我父母属于老弱病残者，被对口安排到浏阳大围山的一个乡村贫下中农家。居委会主任还上门告知，一旦通知疏散，带好行李集合就是，户口由居委会统一办理迁移。我曾想过，让父母疏散到我们地质队附近的大山深处的村落，但这种自行迁移户口，就难以保证日后户口的回迁，便作罢了。
70年代农村生产劳动
文化大革命中，大运动中有小运动，运动中套着运动，每次运动几乎都伴随着与“下放农村”相关联的惩治手段。
那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深挖阶级敌人”，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员，虽然组织上对其已经做过结论，但“深挖”之下，有的人经过“内查外调”所隐瞒的历史问题露出水面。
与我继母相识的一位卓姓妇女，是省地质局子弟学校的小学语文老师，她的丈夫在长沙铁路货运北站当统计员。这场运动中，她丈夫被检举揭发，清查出解放前读高中时曾加入三青团，一直隐瞒未向组织交待。
于是，根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有关政策作出处理：开除公职，遣送老家原籍南县农村。这位卓姓妇女受到丈夫牵连，高压之下被迫辞去公职，带着身边尚不满十岁的一儿一女，随同丈夫，全家四人一起下放到农村。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经“落实政策”，这对夫妻恢复公职按退休对待，儿子顶职在北站开叉车，女儿安排在留芳岭一家粉馆工作，他们全家的户口迁回长沙。
如此的事例不胜枚举，只是每个故事情节不尽相同而已。
我本人系独生子女，六十年代初参加工作到地质队，本来计划“体验”几年野外地质工作与生活就调回长沙（组织上已“背书”），哪知逢遇“文化大革命”，一切常规的工作调动都按下了“停止键”。十多年艰辛的野外地质工作，虽说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但离乡背井，也算是另一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经组织领导关照，我被直接调入厅级机关。回到长沙的次日，我没有急于办理户口迁移登记，而是到了慈父的墓前，鞠上三躬，噙着泪告慰他老人家：你的爱子回来了！
下放到农村的青年劳动者
农村人口城镇化与高端人才引进
改革开放，终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地富反摘帽、右派改正、冤假错案平反，几十年一贯制的严厉户籍制度，开始步入和缓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放开搞活，农村人口城镇化，使得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到城市。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吸附力和虹吸效应大大增强。
长沙市与全国许多大中城市一样，涌入城市的外来人口，从事着经商、餐饮、服务、建筑、销售等行业的工作。新的户籍政策规定，这些外来人员，持有原居住地公安机关的证明，就可以在目的城市办理“暂住证”。
九十年代初期，长沙市为严格控制我市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缓解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根据中共湖南省委[1991]第47次党委会议纪要，市人民政府决定对落长沙市城市户口人员和进入长沙市区人员征收“基础设施增容费”——外地城镇户口人员和不属减免对象的“农转非”（即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人员，按有关政策规定来本市市区（含郊区）落城市户口的，每人征收基础设施增容费一万元，由进入单位、接收单位和个人一次付清。
那个年代，一个家庭有一万元就是富裕户了，“万元户”成为令人羡慕的新词汇。公职人员能拿出来一万元的大约极少，万元户主要聚集在经商的老板中。这些先富起来的老板，为了利于经营，把业务做强做大，拥有一个便利、舒适、体面的住所，便积极地以缴纳“基础设施增容费”的方式，取得城市户口。
长沙市的高桥、三湘、红星、定王台、马王堆等大型综合性、专业性市场或集群，专门规划为经营者建起一幢幢住房，他们购买房屋与获得长沙户口往往是同步完成。三十余载时光倏然而过，这些当年落户长沙的新市民，现今也算是长沙的老帮子或老口子了。
进入新世纪，大力推行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规模工业、高新尖行业制定了引进高端人才的计划。这些单位除了给引进的人才以高薪，还发放大额购房补贴，解决配偶子女城市户口。
若干年后，城市里的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房地产商捕捉到新的商机，根据市场需求和社会购买力等因素，推出“江景房”、“山林别墅”和中小学名校周边“学区房”等不同功能不同档次的楼盘，给外来购房者依照政府相关政策，一并解决落户长沙户口指标。
居民身份证，取代户口簿部分功能
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是1984年开始实行的。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居民身份证开始试行。1984年至1991年为颁发居民身份证的集中阶段。1995年启用新的防伪身份证。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身份证开始换发。
自打有了居民身份证，户口簿的部分功能就被身份证取代。居民持有身份证，不论其户籍所在地是否农村、小城镇，都可以在全国范围流动，进入大中城市工作、学习、生活，再也没有先前的各种限制。
农民工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以“外来务工人员”身份，在大中城市“负重前行”，为城市建设做出了积极可贵的贡献。年轻的大中院校毕业生，考录机关事业单位、应聘入职各类公司或自主创业，在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大城市乃至北上广深，发挥才智，放飞青春，追求与实现自己绚丽多彩的人生梦想。
高校毕业生招牌会
改革开放简单的说，其内涵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改革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某些制度。户籍制度的科学化人性化管理，让人们享有更高的自由度，拥有更为美好的生存空间。
编者注：过去几年，中国的户籍制度改革一直在稳步推进中。中国的户籍制度早已从最初的二元制，发展到现在的梯度放开。
2022年7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要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方案要求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至500万的I型大城市落户条件；完善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超大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精简积分项目，确保社会保险缴纳年限和居住年限分数占主要比例，鼓励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这意味着，除了北京、上海等少数超大特大城市外，中国城市的落户政策已基本放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本质在于逐步消除城乡户籍差别，促进与户籍相关联的一系列福利制度以及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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