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改革＂双城记＂：上海白领与北京大妈的户籍故事

宅基地上密集加盖房屋

村民们种地的热情在减退，与此同时，村民们开始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密集地修建房屋。江秀云向记者介绍道，村中每家宅基地的面积差不多都是四分地(约267平方米)，而在原有宅基地外修建房屋属于“违建”，因此大家都在想办法在原有宅基地的范围内增加房屋的数量。

江秀云家对面原本是一个土坑，但就在三年前征地的消息开始在村中传开后，土坑几乎在一夜之间被填平，并且盖起了一排房子。“那种瓦很薄的房子都是后来加盖的”，但江秀云至今都不知道房子由谁所建，而房屋也长期无人居住。记者注意到这排房子的部分院墙已经倾斜，仅靠几根木棍支撑，而院内的房屋也大多没有加装门窗，只是立起了四面砖墙。

除去这一排不知道主人的房屋，更多的村民选择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加盖房屋。很多村民向记者表示，他们听说同属大兴区的西红门镇在征收村民的宅基地时，连狗舍都会被纳入赔偿范围，他们担心如果自己的房子少，或是盖得晚会影响赔偿。在过去的三年中，很多村民在自家的院子里加盖了一排新房，有的村民甚至在新旧两排房之间的空地上也加装了顶棚。

江秀云向记者介绍道，村民间一直流传着以门的数量计算房间数量的说法，很多村民为此在过道中也设置了几层门，“房子一进去全都是门，甚至连一辆电动车也推不进去。”

其实江秀云的家里也加盖了一排，共八间新房。她解释道，这样做主要是因为儿子刚刚结婚，家里的老房确实不够住了，同时，看着自己的邻居在建房，她也担心在即将到来的征地补偿上遭受损失，“万一按照屋子的数量算，你没有盖，你就会比人家吃亏。”

越来越金贵的农业户口

东宋各庄的村民盘算着如何将土地即将带给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其背后隐藏着的决定性因素是农业户口。

在谈到农业户口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时，江秀云感慨道，有农业户口就可以分配到土地。几年前村子里重新分配土地时，她的儿子因为正在就读初中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就分到了一亩半的耕地，而女儿则因为上了大学，户口被自动转成了城镇户口，错过了这次分地。

多年后的今天，江秀云依然记得女儿“错失”的这份土地，更担心当年女儿户口性质的“无意”转变会影响整个家庭获得征地补偿的多寡。

去年年底，江秀云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当她希望为外孙选择农业户口时却遭到了拒绝。她得到的解释是，虽然孩子的父亲是农业户口，但因为孩子的母亲是城镇户口，因此孩子户口的性质也只能被认定为城镇。

江秀云告诉记者，很多听到征地传闻，希望将户口迁回东宋各庄的“城里人”都遭到了拒绝。

本来江秀云期待着一个新生儿会为家里多带来一个农业户口，从而在未来的征地过程获得更多的补偿，但事到如今，她也只能期待家中拥有农业户口人数的多寡不会与补偿挂钩。

其实北京市早在2003年就已经逐步放开了非农业户口的登记。当年1月1日起，在北京市14个卫星城和33个中心镇规划区范围内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职业和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的直系亲属，且持有北京市农业户口的，均可根据本人意愿办理城镇常住户口。

而就在当年，政策进一步放开，凡北京市农业户口妇女在2003年1月1日之后所生的小孩，可在父母户口所在地自愿登记为非农业户口，此外北京市农业户口的高等职业教育学校、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及经教育部门确认的职业高中的在校生，也可自愿转为非农业户口。

然而近些年来，对于拥有农业户口的北京人来说，城镇户口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反倒是不断攀升的土地价值标识出了北京农业户口的含金量。

大兴区政府网站于今年6月9日发布了一份征地补偿安置公示。征地的地点位于榆垡镇以北25公里的黄村镇，其征地补偿标准为每亩地20万元，其中含土地补偿费标准为9万元，安置补助费标准折合11万元。尽管还不知道自己将获得多少征地补偿，江秀云仍向记者感慨道，“现在想做城里人简单，没有人限制你，反而是想做农民很难。”

面对城镇户口能够带来的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江秀云并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奋。她表示以她的年龄已经很难再找到合适的工作，虽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能够报销的额度有限，“但起码有个保障”，她担心自己在未来被征地后因为没有工作，而失去这个最基本的保障。

其实近几年来，北京市已经开始弥合城乡居民在社保层面的差异。以医疗保险为例，在今年年初，《北京市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行办法》出台，大病保险主要服务对象是参加北京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城乡居民，规定最高报销比例高达60%，上不封顶。而此前，北京市城镇职工医保与新农合的封顶线并不相同，前者为30万元，后者则是18万元。而北京市新农合在人均筹资标准上也有了大幅提升，2008年北京市新农合当时筹资为每人年180元，其中个人缴费100元，财政支持80元，到了2014年，新农合的人均筹资标准已达到了1000元。

江秀云向记者说道，很多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都会跟她讲，“不要变成城里人，那时候就没人管你了，还是当农民好。”她自己也认为不管一次性获得多少补助，都会是一笔“死钱”，而“农民就像散养的鸡，只要给他一块土地，他就可以自己觅食，但突然变成圈养，肯定会不适应”。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见习记者陈维杉实习生王悦静|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