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01
“什么时候能住上像样的房子？”
熊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被跟踪了。
她走一步，对方停一步，脚步声窸窣，感觉越来越近。回到家还要经过一段小巷，没有路灯，黑漆漆的，“经常听到女生在城中村被跟踪，超级害怕。”
幸好有家小吃店还没关门，她马上拐了进去。20分钟后，那名陌生男子才离开。
一摸额头，全是汗。
经历这次尾随后，她火速搬家，这已经来深四年里的第四次了。
理由总是不尽相同——房租太高，环境不好，通勤时间太长，总之，一处住的舒心都没有。
频繁的搬家，让熊琳有种极度的不稳定感，她总觉得自己像个浮萍，飘来飘去，什么地方都驻扎不久。
和许多“深漂”一样，熊琳对自己房子有着具体的想象：大大的落地窗，可以照进阳光；
阳台也要大些，她热爱园艺，能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厨房也不能太小，周末朋友来了，可以做顿好吃的。
当然，还要有个衣帽间，四季的衣服都能挂起来，不用皱巴巴地塞进柜子里。
只是，幻想落到现实，熊琳不知道还要有多久。
2016年，徐艳进入了公租房的轮候库，对她来说，在深圳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是做梦都不敢想的事。
丈夫在印刷厂工作，一个月收入七八千，自己拿着2000块最低工资，住进城中村。
房子只有十平，厨房和厕所在一起，想要解手，“先憋着，等我炒完菜”。厨房里装不了抽风机，只有排气扇，一到夏天，就是“人间炼狱”。
徐艳曾经的住所
女儿出生后，徐艳架了一层阁楼，夏天铺一层薄的床垫，底下就是木板，特别硬，“硌得人生疼”。
一到晚上，老鼠和蟑螂横行，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向她索要一些以前出租屋的照片，“没有啊，那么烂的房子，谁会愿意照相？”
在城中村，大家都认识徐艳，她爱交际，男女老少，见谁都能聊上几句。
但相熟的人那么多，谁都没去过她家，“不好意思让别人来家里，根本没地方坐”。
只有偶然的一次，她在家附近碰到了嫂子的同学，对方执意要去家里坐坐。
徐艳带着她穿过狭窄的楼梯，走进昏暗无边的长廊，黑暗得像鬼片里的事发地，坐在烂掉的沙发上，对方蹦出了一句话：
“你在深圳这样活着，有什么意思？”
徐艳住所外景
徐艳经常会买几张两三块的彩票，梦想着有一天中了奖，可以脱离这个逼仄的空间，买个大房子，舒服地过日子。
熊琳和她都在想：这样的时刻什么时候才能到来？
PART02
留不下，回不去
如果没有住进公租房，许明深可能就离开深圳了。
在深圳的八年，他一直处于一种非常摇摆的状态，回去还是留下，这个问题问了自己很多遍。
刚来深圳时，看着几何形的高楼大厦，许明深觉得是另一个世界。在老家，房子最高也就10楼，开车两个小时就能逛完整个市区。
自由和平等的机会，也是老家所没有的。
许明深是大专学历，专业是计算机，最开始，他在软件园的一家公司写代码，公司虽小，但接触到的同事都是本科学历，甚至还有的。
“当时我有点自卑，觉得跟他们插不上话。”但相处久了，他发现同事们都很热心，在工作上遇到问题，大家都特别乐意解答，还会分享一些Java和C语言的课程，完全没有学历上的优越感。
公司也不是唯学历论，“谁技术好，谁就能拿多钱”，这让初来深圳的他，接收到一个积极的讯号：无论你是什么背景，只要有能力，就能被重用。
现在，他已经在一家中型公司做技术管理，自己带一个团队，开发了很多不错的产品。
回溯迄今的职业生涯，许明深觉得这在老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老家，可能就是喝茶看报，生活像一潭死水。”
但无论他多想留在深圳，现实也是残酷的，自己眼看着租住的小区，房价从两万涨到了七万，“再怎么拼命，厕所也买不起呀。”
留不下，回不去，许明深陷入了焦灼。
徐艳的焦灼，藏在一架钢琴里，这也是她留下来的答案。
在城中村住的时候，一到晚上6点，外面收垃圾的人在捶铁皮，肖邦的《激流》就在屋内响起，徐艳站在女儿旁边，紧盯着琴键。
小学的时候，班上的同学都在学才艺，徐艳也憋了一股气，“不能让女儿落下。”钢琴的牌子是拉姆特，花了一万二买回来，学费一个月就要800。
徐艳和丈夫都是高中学历，对于女儿，她希望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至少有一份体面的工作”。
钢琴之外，课外补习一年就要三万。初三那会，她在学校旁边租了房，上午干家政，中午赶回去给女儿做饭。
钱都是死命抠出来的。除了省去的房租，徐艳的衣服没一件超过100块，家里的器具基本都是二手。她做了六年的家政，早上8点到晚上8点，一个月五千。
朋友们都觉得徐艳太能熬，为了孩子，真的太苦了。她也不是没动摇过，老家有房子，物价又低，找个工作三四千，日子怎么过都快活。
“我女儿在这里生活惯了，回老家，到最后毕业还不是来深圳打工？”
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徐艳在暗黑的屋子里熬了二十年，熬出了一身风湿病。屋子照不进阳光，养过的植物基本没几天就死了。
2020年，女儿考上了深圳的一座大学。她觉得像是熬了一锅很久的汤，终于尝到入口回甘的快乐。
PART03
美好生活的希望
熊琳终于不用担心被尾随了。
2016年，她住进了公租房，理想中的房子正在50平的空间里实现。落地窗不大，但早晨一进客厅，就能看见阳光洒在地面上。
两室的另外一间被她打造成了衣帽间，衣服终于可以整齐地挂起来，没有褶皱。
阳台上也种上了多肉，一排排摆在那，终于有点像样的园艺了。
熊琳最喜欢的一件家具是星星窗帘，到了中午，阳光投射在窗帘上，闪着光斑，“感觉就是属于自己的世界”。
属于自己的，不仅是空间，还有切实的稳定感。
6年前搬进来到现在，房租从来没涨过，一直就是900多，再也不用担心被房东赶走，“只要你不买房，基本就可以一直住在这。”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归属感。
归属感这个词是抽象的，它在生活的细节里得以显现。熊琳的邻居是一家五口，平时做了饭会叫她过去吃，从老家回来，也会专门给她带份特产。
归属感也意味着一份依靠。一次，熊琳犯了胃病，疼得不行，她试探性地问了楼上的大姐，对方马上下楼来接她。
这些在出租屋，都是不可能发生的。“跟舍友不会有任何交流，各过各的”。
小区附近的配套设施在不断完善，医院、超市、学校都在一点点建起来。
家里水管煤气坏了，跟物业一说，马上就有人上门来看，“甚至比商品房的小区还要好。”
住进来的第一个春节，小区挂满了红灯笼，熊琳心里暖洋洋的，“第一次在深圳有家的感觉”。
熊琳的公租房
房子带来的稳定，也意味着拥有展开新阶段的勇气。
许明深申请到了安居房，两室一厅，同类型的房子市场价要4万多。
安居房的价格低于市场的一半，首付只要30多万。
以前他交过几个女朋友，都因为房子的事无疾而终。他也理解，35岁无房，哪个女孩也不愿跟着他受苦。
通知选房的那天，长久以来的摇摆感终于消失。许明深在空荡的屋子里，感到模糊的未来在变得清晰：
省下来的钱可以买辆车；有了孩子，不用担心上学的问题，附近有优质的公立教育资源，跟学区房的家庭一样，积分入学。
一切都在变好。
一个月前，徐艳完成了一次“大迁徙”，那台钢琴，也跟着来到了光明。
几天前，我去了她的新家，面积是原来的六倍，宽敞明亮，那些在城中村种不活的花草，正在这里蓬勃地生长着。
徐艳新家
她指着阳台对面的灰色高楼，“按照对面卖的价格，我这个房子也要四百多万。”随后咧嘴笑了笑，又蹦出一句，“没想到我也能住上几百万的房子。”
住在公租房的第一晚，她和丈夫激动得失眠，跟做梦一样，床垫软软的，和阁楼里的硬木板相比，一点也不真实。
也许出于这种不真实，在厨房忙碌的她，还时不时转头问我，“房子三年一签，到时候是不是又把我们赶出去？”
阳台的绿萝、独立的卫浴、桃木做的衣柜——尽管心里藏着焦虑，眼前的生活，也足以消解。
坐电梯的时候，她兴奋地跟我说，“你看，这电梯里都有空调呢!”
对于孩子，居住环境的改变，也在心里掀起波澜。
住在城中村的时候，女儿很少邀请同学来家里。后来有同学来家里吃饭，回去就问她，“你怎么住这么破的房子啊？”
偶尔有朋友来，女儿也不是很不情愿，“能不能在外面吃？”
徐艳知道因为房子，女儿有点自卑，孩子从未发过朋友圈，她一度以为被屏蔽了。
直到搬家后的第二个周末，她刷到了女儿的动态，只有简单的两个字：
回家。
聊起这件事时，已经是晚上8点，桌上摆满了菜，还开了一瓶白葡萄酒。我们举起了酒杯，发出清脆的碰撞声。
说完“一切平安健康”，徐艳抿了一小口，嘴角勾起了一点笑意，身靠墙壁,她似乎好久没有这么放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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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经常有人打趣，有户口不算是深圳人，有房子才是。
作为惠民项目的安居房和公租房，不乏一些吐槽声音：轮候时间长、房源区位比较偏……但不可否认的是，很多和徐艳、许明深、熊琳境遇相近的深漂家庭或者年轻人，因此获得了一份确切的稳定感和归属感。
离开还是留下，或许很多人都在思考。而安居房和公租房的持续推行，无疑给了希望留下但又觉得买房无望的人，一个可触及的盼头。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深圳政府已经在加快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步伐。
根据深圳住建局官网提供的信息，2019-2020年，深圳市开工筹集的安居工程项目共303个，共计套。
在徐艳家的楼顶，对面是整齐划一的白色楼房，黄色的起重机正在旋转，那是即将建成的另一个安居项目。
夕阳的余晖抛洒在建筑上，我们都感觉到，某种希望正在远方升起，路途虽曲折，但不再是看不到尽头。
备注：文章人物均为化名。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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